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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7 19:12:05【3409754】
都是很有名的专家学者。他们都有几十年积累的东西。这些同志不管提意见多尖锐,出发点都是为了把国家和百姓的事办好。 我的感受是,过去做行政工作时,好多东西还在脑子里装着呢,遇到问题会与之前自己的工作作比较。有些事情我曾经干得好,有些干得有失误。其他老同志也是,碰到问题和自己之前的工作相联系,提出的很多意见是有真知灼见的。不管多尖锐,动机出发点是好的,想把事情干好。 谈处世:我刚性有时候多了一些 京华时报:您也说过,总体而言讲真话的人少了,您会感到孤单吗? 牟新生: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进了京城还当了部级干部。说实在的,感恩的心一直存在。 现在的社会刚性不足,柔性有余。我们处理事情,就是要界限分明,公正处理事情,产生的影响会很正面,甚至包括犯错误的人本身也会受到教育。我们的社会是要有原则和有是非观的,没有公理,何谈公平和正义? 京华时报:您在“刚”“柔”之间一直在寻找平衡吗? 牟新生:对,我认为最有智慧的是刚柔并济,那是我最赞赏的。但是我做不到,我刚性有时候多了一点。对我这种相对仗义执言的人,有人有点担心,我则一笑了之。我的能力有限,但是我不干坏事,这一点自信我还是有的。 谈远华:办赖昌星案交到很多朋友 京华时报:回顾您过往的这几十年,最愿意回忆起哪段? 牟新生:还是赖昌星那一段,我特别坦然。我现在到哪,大家对我特别好,我都有点过意不去了,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很尊重我。我在福建办那么大的案子,还抓了不少人,但结果交到好多朋友。 我的原则是,包括赖昌星在内,做了就做了,没做的事情,我们也不冤枉他。 实事求是,教育挽救大多数,打击极少数的坏中之坏。够犯罪的秉公执法按罪治,在边缘的能拉的尽量拉一把。秉公办事,是什么样就怎么处理,跟我个人无关。 谈做官:做人比做大官更为重要 京华时报:这种是非原则为什么在您心里那么深刻? 牟新生:还是自小种下的。我两岁丧父,母亲是农村妇女,她教育我们兄弟姐妹:“做人要实在,不要说虚话。”有一次我说谎骗了母亲,她狠狠地打了我,我永远牢记在心里面。我们家就是这个家风,几个哥哥也是这样的。 京华时报:有人认为,官场上太正直不好,有没有想过,如果少说一点,说不定现在会更好? 牟新生:到现在,我听到的大多数看法是:牟新生是个好人。官大小不是主要,做人是第一位的。官很大,但老百姓骂你,也很没意思。这也是我的人生观,现在我吃饭香、睡觉也香。挺好。 京华时报:当官员的时候也这么想吗? 牟新生:在公安部任副部长,后来到海关总署当一把手,越来越觉得道理很简单,就是真心实意地为老百姓办事。 □人物简介 牟新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生于1943年12月,陕西扶风人。1993年3月至1998年11月任公安部副部长、党委委员。1998年12月任海关总署副署长。1999年2月任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2001年4月任海关总署署长。2008年3月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孙乾 据新华社电全国两会期间,一些委员提案建议“征收拥堵费”,以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开征拥堵费能缓解交通拥堵吗?围绕一系列相关疑问,代表委员激烈争论。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代表称,他赞成开征。 同济大学教授蔡建国委员认为,目前针对私家车的收费已有购置税、燃油税、车船税、过路费、过桥费、停车费等多项,而且不少税费包含了城市基建、交通管理等费用,再征收拥堵费缺乏合理合法的依据。收费很简单,但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太大,不少市民要骂人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代表称,收取交通拥堵费是一种行政干预手段,长期来看,对于缓解交通拥堵应是有效的。此外,汽车尾气是造成PM2.5的最大元凶,收取拥堵费对减少汽车出行数量有促进作用。从这两个角度看,他赞成收取交通拥堵费。 提出征收城市拥堵费者,主要理由是能够大大缓解交通拥堵。而南京大学教授高抒委员认为,征收拥堵费可能导致不公。有钱人对收费并不敏感,开征拥堵费势必导致豪华车大行其道。对于大量公务车来说,不管拥堵费多高,最后为其埋单的依然是公共财政。这样看来,收费真正限制的可能只是部分普通车主。 全国政协委员宋林飞称,无论限号、限牌,还是涨停车费、收拥堵费,都只是调节出行结构,不能抑制出行总需求。当前,解决拥堵最紧迫的任务是进一步做好道路规划、公共交通等方面的基础性工作,而非加征拥堵费。 对于京沪等大都市而言,或许拥堵费迟早“不得不收”。如果征收拥堵费,一些关键环节不容忽视。同济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杨晓光认为,当前国内征收拥堵费并非“最后的选择”,时机还远未成熟。不要光看到伦敦、新加坡、纽约等国外一些大城市收,那是因为人家的公共交通设施极为发达,加之老城街道狭窄,通过提高管理水平挖潜的空间已相当有限,才决定收拥堵费。反观国内不少大城市,基本交通网络尚不完善,交通管理、道路规划等方面都大有潜力可挖。 本报讯(记者赵鹏)昨天,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微博)表示,全国政府机关饮酒量总和是每年喝一个“西湖”。就此问题,他提出了“关于推进公务用餐和公务住宿改革的建议”,希望我国能取消领导干部直接报销权。 每年喝一个“西湖” 叶青称,公务用餐接待和公务出差是“三公”的两个重大组成部分,有测算数据称,中国全年的公务用酒量是每年喝一个“西湖”。 我国一直实行“单位报销制”,即从过去至今,单位的公务接待餐饮费用报销、公务出差产生的餐饮和住宿费用报销均由所在单位的领导审签,然后再到核算部门报销。这种报销制的弊端无法管制单位“一把手”的胡乱报销、虚报冒领。 改制才能根治 叶青称,“企业报销制”将最大程度地遏制公务用餐和公务出差乱花费现象。“企业报销制”是将“单位公务用餐接待、公务出差住宿”活动的主体与费用报销的客体进行剥离,实现消费活动主体与支付客体的独立两条线。 简单说,若实行“企业报销制”,行政单位在饭店、酒店企业用餐、住宿后,饭店、酒店企业凭相关消费记录、税票到公务接待管理机构申请报销,经公务接待管理机构审核同意后,再向申请的饭店、酒店企业核发消费资金。 实行“企业报销制”后,各级行政单位领导干部只能自己进行消费活动行为,然后签单,而不能再染指支付报销行为,也就无法再拿着亲属、朋友的餐饮、打车费等票据去报销了。 对于具体实施“企业报销制”,叶青建议,首先我国要建立中央、省、市、县四级公务接待管理机构。其次,要建立公务用餐管理信息系统和公务出差管理信息系统,实行消费“刷卡制”。 本报讯 (记者魏铭言)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日前联合下发《关于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试点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因患重特大疾病致贫,难以自付医疗费用的中国公民,有望在基本医保外,再享受所在地方政府的专项医疗救助。 救助对象五保户等 民政部称,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对象,是患重特大疾病的低保家庭成员、五保户、低收入老年人、重度残疾人以及其他因患重特大疾病难以自付医疗费用且家庭贫困的人员。具体条件由地方政府确定。 从社会影响大病种起步 按照四部门《意见》,重特大疾病的政府医疗救助,将先从医疗费用高、社会影响大的病种起步。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举例说,儿童急性白血病和先天性心脏病、妇女宫颈癌、乳腺癌、重度精神疾病等病种,将优先纳入救助范围。 四部门称,重特大疾病患者应当在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诊治,以方便获得医疗救助经办机构提供的“一站式”服务。 ■ 落地 北京大病救助一年最高8万 北京已建立对低保特困群众的大病医疗救助制度。北京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1月1日起,民政部门对城乡特困人员的重大疾病医疗救助再次提高标准,自付部分的救助比例由目前的60%提高到70%,全年累计救助总额由3万元提高到8万元。 四类人员可享受这一救助:城市“三无”人员、农村五保供养人员、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生活困难补助人员、享受城乡低收入救助人员。市民政局统计,全市四类人员总数约50万人。北京重大疾病救助的病种目前包括9类:恶性肿瘤、终末期肾病、白血病、重要器官移植等。 此外,北京市慈善医疗救助基金有望今年4月前后启动,将成为北京大病医疗救助制度的补充,并首次对非京籍居民的重特大病应急救助开放申请。 本报讯(记者周宇)昨天上午,全国政协第三次大会发言上,全国政协委员、民盟湖南省委副主委何清华批评中国目前存在奢侈铺张浪费之风,提出要根治中国社会的“奢侈病”关键在政府,政府只有以身作则,才能遏制奢靡浪费行为的蔓延。 >>举例一 奢侈品消费占全球28% 何清华指出,根据世界奢侈品协会统计,今年春节中国人境外奢侈品消费达72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去年中国奢侈品市场消费总额达126亿美元(不包括私人飞机、游艇与豪华车),占全球份额的28%。 >>举例二 办公资源消耗惊人 何清华说,2009年东部某省审计公布,调查的10家省级单位,有6家办公用房配置超标,其中最高的人均拥有办公用房220.2平方米。2010年,南京一800户、3000人口的村子,村委会居然在328国道边建起了一栋4000多平方米的办公大楼。何清华说,奢侈是社会浮躁的一种表现。奢侈的背后,不知道需要多少能源、资源的支撑。彻底改变需要政府带头才行。 >>建议 没有足够资源不该大手大脚 何清华建议,必须通过预算管控治理“三公”消费。不仅需要各级政府向人大、政协公开,还要通过网络、电视、报纸等多种形式向普通老百姓公开,以便舆论监督,而且要公开细目。他介绍,通过采取预算管控措施,“三公”消费财政预算在2009年缩减158.06亿元,2010年又压缩57.51亿元,其中2010年公务接待费压缩36.34亿元。“这说明只要强力执行预算管控,‘三公’消费就能从源头上得到逐步遏制”。 他还建议各类文件要更有可操作性,比如应明确规定办公楼具体面积、办公设施配备规格、各种接待标准,要详细记录接待事由、用餐人数和人员名单、费用等。各种公务用车应有统一标识,便于社会监督。相关规定文件应在酒店、景点、商店、加油站等地方张贴明示,营造治理氛围。同时希望做好国情教育,让全体国民认识到,对于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我们没有足够的能源、资源来支撑大房、大车、大宾馆、大活动、大吃大喝…… 有人建议降低关税 有人认为非但不能降还要加征消费税●“高税收并不能真正抑制对奢侈品的消费需求,也很难起到向富人征税、调节分配、维护社会公平这样的作用。” ——全国人大代表、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董事长刘芝旭●“即便奢侈品关税下降,内地奢侈品因此降价,也不会使大量外流的资金回流。内地人购买奢侈品与境外不同,并非取决于他的收入和年龄,而是消费心理。” ——全国政协委员朱建民文/本报特派北京记者肖欢欢、李华、石善伟、李栋、任朝亮内地人海外购买奢侈品之“豪气”在全球都是出了名的。2012年春节期间,我国内地居民在境外的奢侈品消费累计达72亿美元,但奢侈品消费大部分在境外。今年两会期间,有多名代表、委员建议,应降低奢侈品关税,从而避免“肥水流了外人田”。但也有委员持反对意见,认为在本土奢侈品品牌“不给力”的现状下,降低关税非但不能将外流的奢侈品消费拉回,反而会使内地品牌没落甚至消失。有委员表示,进口奢侈品关税非但不能降,还要加征消费税。围绕奢侈品的这场“口水仗”,今年分外激烈。现状内地人奢侈品消费 境外是境内4倍全国政协委员朱建民昨天表示,从今年1月1日起我国对进口关税税目利率进行调整,对包括成品油、婴儿食品、护肤品在内的730多种商品实施较低的进口暂定税率,平均税率4.4%,比最惠国税率低50%以上,其中,护肤品的进口主要以高档名牌化妆品为主。但实际上,降低奢侈品关税,难以将外流的奢侈品关税留在内地。内地人奢侈品消费占全球1/4朱建民表示,据统计,中国内地有1.7亿人曾消费奢侈品,占总人数3%。其中,1300万人经常购买奢侈品。从2010年3月到2011年3月,内地消费者购买了107亿美元的奢侈品,占全球消费市场的1/4。但调查显示,内地消费者境外购买奢侈品的金额是在内地的4倍,每年有数百亿美元流失境外。全国政协委员涂辉龙也表示,我国奢侈品消费总额巨大,但在内地产生的消费并不多,如2009年内地人的奢侈品总消费额约为人民币1600亿元,但其中过半消费发生在境外。例如2012年春节,我国内 澳门利澳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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